作者： 鲍红信 孙晓峰
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金华浦江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古建筑群，门口两旁的墙上大书“耕”“读”二字及“孝悌忠信”“礼义廉耻”。《郑氏规范》作为郑义门的家训，有专门的篇章约束后人廉洁为官。（资料图片）
司马光和他撰写的古代家训名篇《训俭示康》。（资料图片）
中华民族视家与国为紧密联系的整体，倡导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，故而历来重视治家，在数千年的实践中，先贤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并以家训、家书、家谱、家礼等形式广泛流传。这些宝贵的治家理论与实践凝聚着先贤的心血和智慧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闪烁着永恒的光芒。
进德修业 读书起家
人才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关键。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，古人治家强调读书的重要作用。清代的《庭训格言》提出：“凡人进德修业，事事从读书起。多读书则嗜欲淡，嗜欲淡则费用省，费用省则营求少，营求少则立品高……凡事可论贵贱老少，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。读书一卷，则有一卷之益；读书一日，则有一日之益。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，学如不及也。”《庭训格言》告诉我们读书是立德、立身、立业最重要、最便捷的方法和路径，也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之本。
明代郑板桥在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中更是明确指出：“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。”郑板桥52岁才得一子，爱子心切，此时他在潍县为官，只得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弟弟。在郑板桥看来，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，而在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，做个好人是最重要的。
读书学习为什么重要？古代家训有精彩的论述。三国诸葛亮《诫子书》曰：“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”北宋欧阳修《诲学说》曰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”清朝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认为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，“我愿汝曹将平昔已读经书，视之如拱璧，一月之内必加温习。古人之书，安可尽读？但我所已读者，决不可轻弃。得尺则尺，得寸则寸。毋贪多，母贪名。但读得一篇，必求可以背诵，然后思通其义蕴，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。如此，则才气自然发越。”张英提倡读书要多温习、多理解、多运用，已涉及具体的读书方法了。古代家训家书中，有不少谈及具体读书方法的内容，这些是先辈毕生读书的心得体会。清代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“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”，他强调书不光要看，而且要读出来，“譬之富家居积：看书则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者也；读书则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者也。譬之兵家战争：看书则攻城略地，开拓土宇者也；读书则深沟坚垒，得地能守者也”。
古人读书，特重经史，容易滋生厚古薄今的习惯。清代汪辉祖的《双节堂庸训》提出“读书以有用为贵”，“所贵于读书者，期应世经务也。有等嗜古之士，于世务一无分晓。高谈往古，务为淹雅。不但任之以事，一无所济；至父母号寒，妻子啼饥，亦不一顾。不知通人云者，以通解情理，可以引经制事”。他认为读书必须讲求实际、学以致用。
崇尚劳动 勤俭持家
古人治家崇尚勤俭，认为只有勤劳才能创造财富，节俭才能积累财富，维持家计长久。明代姚舜牧在江西广昌任知县时撰写了《药言》一书，他说：“居家切要，在勤俭二字，既勤且俭矣”。他引用民谚“一日之计在于寅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”，表示“起家的人，未有不始于勤，而后渐流于荒惰，可惜也”“起家的人，未有不成于俭，而后渐废于侈靡，可惜也”，两个“可惜也”表达了姚舜牧推崇勤俭、反对懒惰与奢侈的鲜明态度。
明代朱伯庐的《治家格言》可谓脍炙人口，其开篇就说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治家要未雨绸缪，如果到了临渴掘井，必然出现问题。
在古代家训家书中，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以俭引领全篇，用现实的例子教育后代要保持节俭的风尚。他说张文节为相，生活节俭，被人讥笑。张文节叹曰：“吾今日之俸，虽举家锦衣玉食，何患不能？顾人之常情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？身岂能常存？一旦异于今日，家人习奢已久，不能顿俭，必致失所。岂若吾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，常如一日乎？”司马光感叹，大贤的人往往深谋远虑，从居安思危的角度看到了保持节俭对于一个家庭存续的重要作用。
从《药言》《治家格言》《训俭示康》中我们看到，崇尚劳动，反对好逸恶劳、奢侈浪费，对于一个家庭的风气至关重要。民生本务在勤，勤劳可以免饥寒，节俭可以养正气。
宽忍友爱 和睦兴家
家和万事兴。家庭的和睦是治理家庭的应有之义，也是历代家训家规所倡导的主题之一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一篇家书《丙寅岁寄弟侄》，说“和睦之道，勿以言语之失，礼节之失，心生芥蒂。如有不是，何妨面责，慎勿藏于心，以积怨恨”。王夫之强调的是家庭成员要善于沟通且直接沟通，不要将对家人的怨气藏在心中，要主动化解怨恨。
北宋范仲淹治家严谨，在《六十一字族规》中，他训诫子弟要相互忍让，相互帮扶，保持家庭的和气，“家族之中，不论亲疏，当念同宗共祖，一脉相传，务要和睦相处，不许相残、相妒、相争、相夺，凡遇吉凶诸事，皆当相助、相扶，庶几和气，致祥永远。”
在如何做到互助友爱，保持家庭和睦方面，南宋的《袁氏世范》有不少相关论述。比如，要认识到人的个性不同，“盖人之性，或宽缓，或褊急；或刚暴，或柔懦；或严重，或轻薄；或持检，或放纵；或喜闲静，或喜纷挐；或所见者小，或所见者大”，“其性不可得而合，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，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”，所以要做到因人而教。比如，要做到换位思考，“为父兄者，通情于子弟，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；为子弟者，仰承于父兄，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”。比如，要善于反省，“贤者能自反，则无往而不善。不贤者不能自反，为人子则多怨，为人父则多暴”。比如，要善于容忍，及时化解矛盾，“居家久和者，本于能忍”，然而许多人“知忍而不知处忍之道，其失尤多”，《袁氏世范》的建议与王夫之的建议一样，怨恨不能累积，“不若随而解之，不置胸次”，这样既能及时化解矛盾，也能让家人之间心情舒畅。
乐善好施 以德立家
北宋大儒程颐说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，一德立而百善从之。”《周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乐善好施，以德立家，是古代中国治家的传统。
明代高攀龙在《高子遗书·家训》中认为，历代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，关心照顾鳏寡孤独视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，由此他提出“世间第一好事，莫如救难怜贫”。
北宋范仲淹是宋代新型宗族制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，在《告诸子及弟侄》中，他说：“吴中宗族甚众，与吾固有亲疏，然以吾祖宗视之，则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。苟祖宗之意无亲疏，则饥寒者，吾安得不恤也？”为了扶助宗族中的贫寒者，他设立了义庄，这一乐善好施之举对江南地区许多家族具有示范作用，他们纷纷建立义庄，时至今日，我们还能在江南不少地方看到义庄建筑遗存。
除了帮助家族中生活困难者，古人的乐善好施还推及到了乡里乡亲。南宋陆九韶在《家制·居家制用篇》中将家庭收入分成十分，在确保家庭生产生活都有余裕的情况下，“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，贤士之困穷者，佃人之饥寒者，过往之无聊者。”元代的《郑氏规范》也要求家人要乐于做好事、善事，从关爱族人到关爱乡人，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，“桥圮路淖，子孙倘有余资，当助修治，以便行客。或遇隆暑，又当于通衢设汤茗一二处，以济渴者。”明代的《了凡四训》云：“何谓兴建大利？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最宜兴建。或开渠导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。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辞劳怨。”
勤政爱民 廉洁保家
中国古代家训中对于廉洁从政多有论述，其中北宋包拯的家训很有影响力。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，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”。这篇简短而有力的家训，将国与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为官贪赃者，不仅为国家法度所不容，也令家族蒙羞，败坏家风。
东晋名士陶侃的母亲湛氏在历史上留下了贤母拒鱼的美谈。陶侃少时做过管理捕鱼的官，曾送给母亲一坩腌制的鱼，湛氏原封不动退回，并附信责备儿子：“尔为吏，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陶侃日后成才，与其母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，人叹曰：“非此母不生此子！”
东汉官员杨震以“四知”故事闻名天下，当有人劝他为子孙着想留点钱财时，他说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！”那么如何让清白世代相传，使后世以“清白吏子孙”为傲呢。浙江金华浦江郑义门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家”，其《郑氏规范》中对于勤政爱民、廉洁保家有一些具体规定。
《郑氏规范》第八十六条云：“子孙器识可以出仕者，颇资勉之。既仕，须奉公勤政，毋蹈贪黩，以忝家法”；第八十七条云：“子孙倘有出仕者，当早夜切切以报国为务。抚恤下则民，实如慈母之保赤子。有申理者，哀矜恳恻，务得其情，毋行苟虚。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。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，公堂资而勉之；其或廪禄有余，亦当纳之公堂”；第八十八条云：“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，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，死则不许入祠堂”。
由此可见，《郑氏规范》在对子孙廉洁从政的要求上，一是为官当廉，不容许贪污；二是为官当爱民，像母亲爱护自己的子女那样；三是家族要给予廉洁从政者一定的资助，免除其后患之忧；四是贪污受贿亦违背了家训规定，要以严格的家规约束惩戒。在《郑氏规范》勤政恤民、清廉为官的家训影响下，郑氏家族宋元明三代出仕做官者多达173人，无一人因贪赃受到惩处，成为廉洁保家的典范。
成都天府家风馆中的苏母教子场景，苏母以东汉名士范滂为大义赴死的故事教育苏轼。（易舜 摄）
安徽桐城六尺巷（上图），清朝大臣张英的家人因盖房与邻居产生纠纷，张英写信告诉家人，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，邻居为此感动，亦退三尺，遂成六尺巷。张英重视家风家教，撰写了《聪训斋语》（下图）。（资料图片）
审择交游 修身齐家
《大学》提出：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”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“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”。修身是治理好家庭、社会的前提和基础。如何才能做到修身齐家，古人在家训中谈及一些具体的做法。
清代曾国藩曾提出修身要做到日课四条：一曰慎独则心安；二曰主敬则身强；三曰求仁则人悦；四曰习劳则神钦。日课四条将慎独摆在了首位，在人看不到的地方、听不到的地方也唯恐自己言行有失，就是做到了慎独。做到内心专一纯净，外表整齐严肃，做人做事认真恭敬，那么身体必然强健；能够做到仁爱，做到吃苦耐劳，则家业就有振兴的气象，家庭就会长治久安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人总是要与其他人交往的，不少家训在论及修身时，强调慎重交友、近善远佞。宋朝大诗人陆游著有《放翁家训》，他说：“后生才锐者，最易坏。若有之，父兄当以为忧，不可以为喜也。切须常加简束，令熟读经学，训以宽厚恭谨，勿令与浮薄者游处，自此十许年，志趣自成。”陆游认为才气过人的年轻人最易学坏，父母兄长应经常对其督促，加以约束，要求他们沉下心来，钻研经典，用宽厚恭谨的道理教育他们，不许他们与轻浮浅薄的人交往，如此方可成才。
朱熹在《与长子受之》中告诫在外求学的儿子，要明辨何为益友何为损友，不可交“谄谀轻薄、傲慢亵狎、导人为恶”的损友，而应结交益友、见贤思齐。清代纪昀在《训子书》中谆谆教诲：“尔初入世途，择交宜慎：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误交真小人，其害犹浅；误交伪君子，其祸为烈矣！”伪君子道貌岸然，却包藏祸心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，故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。以上论述凝聚了家训书写者的修身经验，对于人们修身齐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与教育意义。
正身率下 谨严治家
欲家庭治理成功，家长应该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。
主要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著有《颜氏家训》，该书获誉“古今家训，以此为祖”。《颜氏家训·治家第五》谈到了许多治家的方法，如家庭开支要节俭但不吝啬，如绝不请巫婆神汉来家中做法事。在诸多治家经验中，颜之推列于首位的是家长须为家人做出表率，“夫风化者，自上而行于下者也，自先而施于后者也，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，兄不友则弟不恭”。在他看来，上行下效，一个家庭才会井然有序；以上率下，治家效果才会明显。浦江郑义门的家训《郑氏规范》也谈到以上率下：“为家长者，当以至诚待下，一言不可妄发，一行不可妄为，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。临事之际，毋察察而明，毋昧昧而昏，更须以量容人，常视一家如一身可也。”
晚清重臣周馥在所著家训《负暄闲语》中谈及，自己五六岁时，祖父“常以浅俗诗歌教余，如‘身安茅屋稳’‘性定菜根香’等句，不下数十首，至今犹大半记忆”。祖父不仅重言教，更重身教。周馥记得孩童时“见祖父年六十余，每日晚辄手一篇朗诵。见长者过，必起立向前数步，拱手迎之……闻人言某过失，常笑而不答，有诮讥者受而谢焉，终身无一语侮人”，“途中见荆棘瓦石，辄手拾去之。余问何为？曰：‘恐人误踏伤足。’见虫蚁不践，曰：‘此亦生命也’”。周馥回忆祖母余太夫人个性严肃，寡言笑，善针黹，年五十余犹能剪纸为花样，以供邻妇来求者。祖父母严格治家的良好示范，对周馥影响非常深刻，周馥在家训中将祖父母的事迹写下，又影响了自己的后代，良好的家风具有伟大的力量，成就了周馥家族在近代的兴旺。
敬老爱幼 以孝持家
敬老爱幼是中华优秀传统，也是历代家训反复强调的要点。江西义门陈氏，是唐宋时期一个著名的同居共爨的大家族，宋太祖曾赐联“三千余口文章第，五百年来孝义家”。义门陈氏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是陈崇，他在唐昭宗大顺元年（890）制定了家规，在此之后，义门陈氏不断发展壮大。
今天保存在《义门陈氏宗谱》中的《义门陈氏家训十二条》，首条为“孝父母”：“春晖寸草，欲报良难。然使能竭其力，不俭其亲，婉容愉色以承欢，砥行立名以养志，人子若此，或亦庶几。”对父母的恩情，要有心报答，同时作为子女要磨砺德行、努力成才、树立美名，这才是真正的孝。
何为孝，司马谈在写给儿子司马迁的家书中说得好：“且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”司马谈借此勉励其子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，撰写史书，激浊扬清，这才是他心目中的“大孝”。
疼爱子女、严教子孙也是古代家训特别重视的内容。古代家训从教育的方法、内容、时间等方面展开论述。《颜氏家训》提倡早教，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，“当及婴稚，识人颜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诲，使为则为，使止则止。比及数岁，可省笞罚。”同时，《颜氏家训》指出要严爱相济，父母既慈祥又威严，可使子女既能感受到爱又能产生敬畏之情，这样才能发挥教化的功能。清朝的《庭训格言》也赞同这一观点：“父母之于儿女，谁不怜爱？然亦不可过于娇养。若小儿过于娇养，不但饮食之失节，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。即长大成人，非愚则痴。”
宋代袁采的《袁氏世范》从社会实际出发，针对父母偏爱子女的情形提出忠告，偏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：“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破家者，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。衣服饮食，言语动静，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。见爱者意气日横，见憎者心不能平，积久之后，遂成深仇。所谓爱之，适所以害之也。苟父母均其所爱，兄弟自相和睦，可以两全，岂不甚善！”
清代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在教育后代的方法上有独到见解，在教育内容上主张：“教之孝友，教之谦让，教之立品，教之读书，教之择友，教之养身，教之俭用，教之作家（指养家）”。至于教育的成效，张英的观点是：“其成败利钝，父母不必过为萦心；聚散苦乐，父母不必忧念成疾。”他认为父母尽心尽力即可，不要操心过度，当顺其自然。
志存高远 报效国家
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中国人历来富有家国情怀。一个人在优良家风的熏染下成长，是为了报效国家，这是许多古代家训的主旨。基于吴越王钱镠遗训并参考传统家训精华而形成的《钱氏家训》有言：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。利在一时固谋也，利在万世者更谋之。”倡导不为一己之私而蝇营狗苟，而要为天下之大利、万世之大利而充分谋划，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。
元代大儒许衡要求儿子：“身居畎亩思致君，身在朝廷思济民。”《治家格言》强调：“读书志在圣贤，非徒科第；为官心存君国，岂计身家。”指明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，并不仅为了科举功名，为官要心系国家和百姓，不能只考虑自己和家庭。林则徐在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中勉励家人，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处逆境而不馁，知祸害而不避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
古人治家强调树立志向的重要性，并把治理小家和报效国家有机统一起来，涌现出许多感人的故事。东晋将领虞潭带兵讨伐叛臣，临别时，母亲孙氏训诫：“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。汝当舍生取义，勿以吾老为累也。”三国时代魏国一位叫辛宪英的女性，在儿子出征时赠语：“古之君子，入则致孝于亲，出则致节于国，在职思其所司，在义思其所立，不遗父母忧患而已。”东汉名士范滂，因反对宦官被捕，临刑前与母诀别，希望母亲不要太过悲伤，滂母宽慰：“汝今得与李、杜（李膺、杜密，皆当时名士）齐名，死亦何恨！既有令名，复求寿考，可兼得乎？”范滂跪听母亲之训，从容赴死。后来，范滂的故事又影响了幼时的苏轼，苏母以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耶”激励苏轼成长为忠直之士。
整齐门内 良训传家
家训是从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智慧，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，具有实用性和长远的影响力。总结好家训、孕育好家风是古代治家的好传统。
《郑氏规范》主张家风的形成离不开集体教育。浦江郑义门是一个累世同居共爨的大家族，家族规模庞大，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。要治理这样一个家族诚为不易，《郑氏规范》规定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安排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家长率众参谒祠堂完毕后，命人唱诵家训。每天早晨，在有序堂中召集家人，未成年的家庭成员诵读家训：“人家盛衰，皆系乎积善与积恶而已。何谓积善？居家则孝弟，处事则仁恕，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。何谓积恶？恃己之势以自强，克人之财以自富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。是故能爱子孙者，遗之以善；不爱子孙者，遗之以恶。传曰：‘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’天理昭然，各宜深省。”通过集中诵读等方式，使家训内容深入人心，这是古代规模较大的家族整齐门内的一种常用方式。
司马光总结家庭兴衰的规律，在《训子孙文》中说：“为人父祖者，莫不思利其后世，然果能利之者鲜矣”，“今之为后世谋者，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……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，以礼法齐其家，自于十数年中，勤身苦体以聚之，而子孙以岁时之间，奢靡游荡以散之，反笑其祖考之愚，不知自娱，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。”在他看来，为子孙后代聚敛财物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只有用仁义方正的品行来教诲后代，用礼仪法则来治理家庭才能让家运长远，司马光道出了古人不知疲倦地书写家训的原因，令人深思。
是泥古不化还是与古为新，这是对于传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中华传统家训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可贵遗产，其中有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内容，也有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。将传统家训中的智慧提炼出来，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对于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。
（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）